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降低了，会降到8%以下、7%左右，但是我们吸纳1000多万人的就业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反而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

——积极化解局部风险。经济增长超预期回落，实体经济压力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与房地产分化和产能过剩相关联的金融产品风险开始暴露，影响到市场预期。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结构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合理发挥政策、法律、标准的引导、约束和保障作用，加快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重组，促进以提高长期竞争力为核心的产业进步。经济增速过低，尤其是短期增速过快下滑，将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银行的不良率明显上升，则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可能进一步收缩。对于难以直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企业而言，融资渠道收窄，资金压力加大，在影响经济增速的同时，触发更多风险点的可能性加大。这说明经济运行与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潜在增速基本吻合，不宜因短期增速变化而对整个经济运行状态做出过于消极的估计。

在调结构、换机制的前提下稳投资 记者：您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发生哪些变化？ 刘世锦：发达经济体的好转将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需求，进而拉动其经济增长，但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从年初以来的情况看，在增长回落的同时，出现了不少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变化，特别是结构调整继续取得进展，整体经济效益处于合理水平。但是仔细了解的话，这个城镇化率怎么统计出来的都搞不清楚。

中国很多城市还没有达到理想的规模。北京扣除山区后开发强度已经高达57%，上海是43%，深圳为47%。新型城镇化还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过去10年，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下降幅度超过25%，主要是很多城市搞了新区、开发区，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很多在5000以下。

还有一点，虽然最近几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提高比较快，但是中国最低工资占城市平均工资的比例却是一个总体下降的趋势，当前只有25%左右。每年国家都公布一个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而且这个收购价每年都在提高，最近几年每年平均提高8%-10%。

中国的户籍制度从1958年到今天，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存续时间最长的制度，现在不可能短时间彻底改过来，所以中央要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就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放开城区人口50万到100万的城市落户，100万-300万人口的城市合理放开，300万-500万合理确定落户的条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严格控制。总的原则就是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如果认为搞工业化、城镇化可以让农民进城，农村、农业问题会自动解决，那就太天真了。人口向城镇的集聚，产业向城市的集中，可以产生集聚效益，提高生产率。

此外，中国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第二个关系是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第四个方面，必须要向污染宣战。我们对玉米对大豆有临时收储制度，当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低于国家规定的临时收储价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入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面专门有两章讲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新农村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农村的水、电、路、气、房，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文化，都需要有人去管，有人关心，都需要国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21世纪会有两件大事影响世界，一个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因为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现代化一定是双轮驱动的，一个轮子是工业化、城镇化，另一个轮子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高效的、包容的、可持续的。

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峰值估计是在70%-75%。这需要实现四个融入：农民工个人要融入企业，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农民工群体融入社会。此外，中国现在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的3到4倍。至于说不合理，主要是说政府把土地市场完全垄断，然后用一个很高的价格卖出去，使得土地价格过高，地价越来越贵，最终导致房价越来越高，城市普通的老百姓无力承受这么高的房价。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统计制度，所以现在每个县每个镇现在都说我的城镇化率是多少，这个数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是估计出来的，而不是真正建立在科学的统计制度基础上。韩俊说，我们下属机构和其它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对133个国家的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中国排在大约第87位，空气质量排全球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度。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还要新增城镇人口3亿人。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7亿，去年是7.3亿。

跟世界其它国家相比，这个水平是偏低的，有不少国家达到35%左右。守住底线说的是要守住耕地红线。

韩俊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在增进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城市的集聚效率还不强，城市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还不高。要让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弱势阶层参与发展，而且要公平分享城镇化的成果。

中国粮食自给率现在是88%多一点，如果要保持在95%以上，耕地必须要有18亿亩以上，所以中央要定18亿亩的红线，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来推进城镇化。工业用地占的比重太高，大约占到30%。因为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聚集的过程，人口聚集的背后是产业的发展，是就业机会的创造。大家到香港去最大的感受是它的容积率非常高，尽管到处是高楼，但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在内地，一个地级市的开发区，200多平方公里的都不在少数，而香港的建成区面积只有260平方公里。但是，香港回归以来卖地收入一共只有1626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比重是4.92%。

要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和差距，保障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创造居民自由迁徙的公平环境。如果片面追求让人到城里来，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就业机会的创造，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的这种城市规划模式给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得中心城市的房价非常高，城市病非常严重。现在农村基本是机械化生产，服务都建立起来务农才好务。

  问与答 问：如何处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韩俊：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6%左右的时候，农村还会居住4亿多人口，比现在美国的人口还要多。现在，内地一个县级市卖地收入就可以跟香港差不多。第三种是韩国模式、泰国模式，城市的首位指数非常高，全国三分之一的人集中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当市场价低于最低收购价的时候，政府就入市。

第三个，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过程中，存在一个怎么处理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关系。中国的问题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使得这些人来到城市只是打工、就业，不能够融入城市，享受和有户口的居民同等的权利。

像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大都市，它在GDP中工业增加值没有一个超过10%的，北京整个经济结构中工业仍然占到30%以上，天津占到50%以上，武汉占到56%。如果将来种地不赚钱，搞农业没有奔头，当农民不体面，农业、农村就没有前途。

当前中国城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7.3亿，像北京、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人口过了2000万。  韩俊认为，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警惕急于求成的苗头，新型城镇化必须按照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标准推动，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